引漳入林工程动工之前，林县县委向新乡地委请示，地委明确答复：“目前国家处在困难时期，不要依靠国家给予支持，林县要根据本县的财力和物力确定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别干。”

为什么林县敢动工修建引漳入林工程？主要是县财政在银行有300万元存款和3000万斤储备粮。

这300万元存款，还是1961年国家向林县拨付的专项资金，主要是赔偿在“大跃进”运动中，因“一平二调”给林县造成的损失。

1958年人民公社化，实行统一核算，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共 产风，在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一些极左的口号：“头顶的，脚蹅的，全部都是公家的”；“吃一肚，穿一身，剩下的全部都归公”。举国上下，都在走“一大二公”的集体化道路：社员在房前屋后栽的树被砍伐了；家里日常所用的铁锅、铁匙、铁勺等一切铁器物什都被砸碎炼了钢；家里的粮食全部集中到了大食堂里，家家户户不准冒烟，吃饭是在全村的大食堂里；社员祖祖辈辈住的房子也由生产队统一调配。总之，那时已经没有了私有财产，一切都是公有制。

当时，群众对“一平二调”的做法就有很大意见，纷纷向中央反映，要求上级给予解决。1961年，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会议，直接贯彻到全国各县县委书记。因此，下边称这次会议叫“通天会”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党中央做出决策，对于在“大跃进”运动中平调集体和个人的财产，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。

当上级拨付的赔偿款到位后，林县县委经过研究，认真澄清了应退赔给各社队以及农户的款项，并及时如数进行了退赔落实。至于上级应该退赔县财政的钱，决定暂时设立专项帐户，存在县人民银行，以备县里应急时再用。

红旗渠总干渠自1960年2月11日动工以来，资金本来就十分困难。第二期工程动工后，资金更加困难。在这举步维艰的严重困难时，国家的退赔款正好到位，来的也正是时候。此时，杨贵和县委研究，决定将这笔资金用到红旗渠工程建设上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当县委将这一决定告知中国人民银行林县支行行长路明顺时，他却陷入了两难之地：动用这笔资金吧，上级有通知，专款专用，任何人都不得用于其它项目，而且自已可能要承担责任，甚至会受到处分；如不动用这笔资金，红旗渠因资金短缺将要全线停工。

怎么办？

路明顺急红旗渠之所急，他豁出去了，毅然决然将这笔资金拨往红旗渠工地，用于红旗渠施工建设。

谁知，县委的这一举措，正好给了那些对红旗渠耿耿于怀，反对红旗渠建设的人可乘之机，他们如获至宝，紧紧抓住不放，连三赶四向上级领导反映，说“林县县委违反财经纪律，擅自把大额资金投放市场，违反了财经制度，犯了严重错误”。

1962年11月5日上级派业了联合调杳组，而调查组对此事看得很重，他们到林县后，首先找杨贵同志谈话，质问杨贵：有人揭发你们挪用专项存款，用于了红旗渠建设，这是违反财经纪律的。

“这个主意是我出的，县委也研究过，我们花这笔款没有错，如果有问题我负责。”杨贵很直爽、很坦率地回答。

“我是县长，又是红旗渠建设后勤总指挥，责任全在我。”调查组又去找县长李贵，听到的却是与杨贵相同的话。

县委书记处书记秦太生，主动找到调查组，慎重地说：“是我通知路明顺办的手续，要处分就处分我。

”

县委领导班子里的同志们都为老班长杨贵担心，主动承担责任，事实上也确实是经县委集体研究过，而更重要的是害怕杨贵一人受处分，红旗渠建设中断，甚至夭折，如果真要到那时，将给林县人民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啊!？

当时，调查组提出：要处分分管财贸的县委领导，说路明顺任中国人民银行林县支行行长，负有直接责任，要撤消路明顺林县支行行长职务，并调离银行，由县里另行安排工作。

面对上级派来的调查组，杨贵和其他县委领导都十分坦然，他们认为：这笔钱是林县的钱，是县里存在银行的，当然林县用在红旗渠建设上是没有错的，而且这件事与路明顺没有关系，如果说有错误的话，上级要追究，责任应由县委承担。

当调查组将他们的调查报告呈送中央后，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看后微笑着摆了摆手说：“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，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了，只不过是程序上有点小问题。”

时隔7年后，中央财政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毛主席、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。文中讲：“河南省林县不顾条条的限 制，集中了可能集中的财力物力，大搞群众运动，经过十年奋战，建成了1500公里的红旗渠，还兴办了水泥、煤炭、机械、化肥等小型工业。全县农业大翻身，工业蓬勃发展。如果按老规距，那就根本办不成。”

毛泽东主席看后，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个圈。至此，杨贵和林县县委那班领导同志终于得到了解脱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