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一切都是按国家计划进行安排。在人口吃粮方面可分两种：一种是农业人口，以农为主，自己生产粮食自己吃，并将剩余部分卖给国家，这部分人从事着我国基础产业的生产；一种是非农业人口，就是国家工作人员、军人及城镇居民、工人、学生和商业工作者等等，也就是吃粮靠国家供应的这部分人员。

我国是农业大国，基本国策实行的是以农业为主的方针。因此，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，严格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，一个农业人口要想转为非农业人口，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。

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个问题上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。一种人是顾全大局，不愿为国家增加负担，保持农业户口不变；而另一种人则是睡死梦活地总想搞个农转非指标，为了争得一个指标，甚至会费尽心机，不惜手段，投机钻营。

在林县这个深山区，主要是以农业为主，工厂和企业都很少，只有少数人才是吃商品粮。一般人要想转为非农业人口，那是相当困难的事，凡有农转非人口指标，必须有常务副县长批准方可执行。

红旗渠总干渠于1965年4月5日通水以后，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，上级给了几个红旗渠劳模一个农转非指标。杨贵书记和县委领导班子考虑到马有金的家属都在农村，他常年在水利工地上忙于工作，平时很少回家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为修建红旗渠做出了贡献，经研究决定：先把这个农转非户口指标给了他爱人。因李英武是常务副县长，这项工作就叫他去安排落实。

1965年冬的一天深夜，县人委通讯员崔章太，来到办公室秘书组通知负责人老刘，说是李英武县长叫去他的办公室一趟。

当时，老刘在县人委办公室秘书组主管内务工作，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办理信函等一切内勤事务，县人委的公章就由他负责保管。

在林县县委和人委两个大院里的工作人员都很严谨，每天晚上睡觉以前，总要先去看看各位领导屋里的灯是否还亮着，如要还有哪位领导还亮着灯，谁也不敢冒然去睡觉。因此，虽已是深夜了，老刘同所有的秘书及办事员一样，仍然坚持在办公室里，随时等候着领导的吩咐与调遣。

已是夜12点多了，但老刘听通讯员崔章太说李英武副县长找他，就赶紧跟着他往后院去了。

“李县长，你找我啊！”老刘进到李英武的办公室后问。

“有个农转非指标，县委研究决定把这个指标给马有金的爱人宋风菊，你抓紧时间把手续给她办好，具体情况我再通知马有金。”李英武对老刘说。

“知道了！别的没啥事了吧？”老刘准备走了，顺便问了一句。

“没其它事了，你去吧。”李英武说。

老刘回到办公室后，于当天夜里就把农转非信写好了，因公章还锁在里间的抽斗里，就没再去取，想等第二天办其它事情时取出来一起把章盖上。

当时，凡是农转非手续都是经公安局办理。因此，这封信是直接写给林县公安局的，然后再由公安局出具手续通知粮食等部门。

第二天，不知啥原因，马有金从红旗渠工地回到了机关，可能是李英武通知他回来的，也可能有其它啥事要办才回来了。总之，老刘是见到了马有金，但其它事情并不知道。

老刘一见马有金，就给他说：“马县长！你有喜事了，恐怕得请客吧。”

“有啥喜事啊？也值得我请一次客！”马有金说。

“难道你还不知道！给老嫂办理农转非户口了，是李英武县长安排我给你办的。全县可就老嫂一个，不信你看看，信我已经写好了，就是还没盖公章呢，这还不是一件大喜事？”老刘指了指办公桌上那封已写好的信。

“都是给谁办了，李英武县长的家属办了没有？王才书县长的家属办了没有？李运宝书记的家属办了没有？怎么就给我一个人办了呢？这个指标我不能要，不经过我的同意，谁也不能给我办。咱是农村人，是种地的、就得吃自己种的粮食，也就没有必要转成商品粮。”马有金听说只办了他一个人的家属，表示坚决不要这个指标。

老刘一听马有金说不准给他爱人办理这个指标，可真作了难。办吧，马有金已明确向自己交待了不准办；不办吧，这是李英武副县长直接安排给自己的事情，总觉得没法向李英武副县长交待。

老刘感到左右为难，就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到李英武副县长，把马有金的意见向他作了汇报。

李英武本来就是一个不多说话，不说废话的人，听老刘说完后，就只说了一句话：“那就停停吧！”

事后，老刘就想：李英武当时说那句话的意思，很可能就是想请示一下县委主要领导以后再说。

自老刘叫马有金看了那一封信以后，很可能马有金又去找过了杨贵书记或者李英武，从此再没人提过这件事，老刘也没有再追问。因此，就一直放了下来。后来，老刘想：马有金很可能就是为这件事回机关的。

马有金不但那次没让其爱人办理农转非户口，就是后来也没办理。虽然现在农业和非农业两种户口没有了多大差别，但直到笔者采写这篇文章时，他的爱人还仍然是农业户口。

马有金在他的一生中、始终保持着一名北产常员的优良品质，干着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，—心为公，从不谋取私利，他那一身浩然正气和坦荡的胸怀使人永远难于忘怀。